我和妻子自1947年便在一起，超过了我们3/4的人生。我对她逝世的悲伤非言词所能表达。但今天，回想起我们共同度过的日子，我要选择歌颂她的人生。
在我们安静的时刻，我们会重温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我们是幸福的。在我们生命的重要转折点，我们得到命运的眷顾。
我是一个教育被中断的年轻人，没有固定的工作或专长。她的父母并不认为我是合适的女婿。但是她对我有信心。我们相互许下了承诺。
我在1946年9月决定到英国修读法律，她则尝试争取每年只颁发两份的女皇奖学金。我有了所需的资源，便乘船前往英国，并希望她在得到奖学金后可以和我会合。如果她得不到奖学金，她必须等我3年。1947年6月，她获得了奖学金，在同年10月入学。
在我们彼此适应和包容的同时，逐渐影响对方的方式和习惯。
我们又有了两个孩子。在她的教导下，他们行为端正、有礼和能够体谅他人，从不因为父亲是总理而仗势欺人。她看到我在年轻时因没有掌握华语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决定把3个孩子都送到华文幼稚园和学校，她确保他们在家里学好英文和马来文。她的培养，为他们在一个多语文的区域生活做好准备。
我们从不因为孩子的养育或钱财上的问题争吵。我们的收入和资产平均拥有。我们是彼此的知己。
她的生活乐趣很简单。我们在黄昏时在总统府花园漫步，我也打高尔夫球来松懈心情。有了孙辈后，她会带他们到总统府内的池塘喂鱼和天鹅。然后，我们便游泳。
她协助我草拟人民行动党的党章。我第一次在丹戎巴葛竞选时，她警告我不可以相信我的新伙伴。她有辨识一个人性格的特殊能力。有时候，她会警告我提防某些人，结果证明她通常是对的。
第一次中风后，她失去了左边的视野。这影响了她的阅读速度。她学习适应，以一把尺来帮助她阅读。她每天傍晚都游泳。她继续陪我出国，中风后仍维持活跃。她同家人和老朋友保持联系。她听她所收藏的音乐光碟。她幽默地把生活分成“中风前”和“中风后”，就像“公元前”和“公元后”。
2008年5月12日的第二次中风，对她的健康影响更大。她的护士、保安人员和女佣，都因为她的热情和体贴而非常喜欢她。她咳嗽时会用小枕头掩着嘴巴，担心她们会受到感染。
我吻她的面颊时，她叫我不要太靠近她，以免感染到她的肺炎。我告诉她不用担心，我的生活活跃，医生说不太可能受到感染。在医院里收到一些桃子后，她吩咐女佣带一个回家让我在午餐时吃。我是她生活的中心。
2008年6月24日，她的右脑再次出血。药物和手术已经没有多大的作用，只能尽量让她感到舒适。我在2008年7月3日把她带回家，医生估计她只能支撑几个星期。她却在两年3个月后才逝世。她保持清醒的状态，用这段时间，让我和孩子逐渐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
她告诉我她的最后愿望，是吩咐孩子把我们的骨灰放在一起，就像我们生前不分开一样。她最后两年的生活是最艰难的。在接连的小中风后她卧床不起。她不能说话，但还是清醒的。每晚，她都会等我坐在她身边，告诉她我今天做了些什么和念她最喜欢的诗。然后，她才会安睡。
对我们在一起的63年，我有珍贵的回忆。没有她，我会是一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她为我和我们的孩子奉献了一生。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总是在我身边。她度过了充满温暖和有意义的一生。我应该从她有意义的89年生命中得到安慰。但在这最后告别的时刻，我的心是充满悲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