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姨是一个鞋匠兼拉锁匠，长年在文化宫和小学之间的一条林荫小道上摆摊。
其实，苏姨到底是姓苏还是名字里带一个“苏”音的字，我也并不清楚。只是姥姥姥爷总是叫她“小苏”，我便也就叫她作“苏姨”了。
要说修鞋修拉锁这活儿，这镇子里少说也得有数十人依靠其糊口，但是，我所见过的女鞋匠，只有苏姨一个。想必是久坐的缘故，她和男人们一样，穿得很多来抵御北风的侵袭，除了厚实而笨重的大棉衣，脚上还有一双胖头鱼一样的棉鞋，颈上绕一条围巾，浓密的头发上扣上一顶土灰的棒球帽，甚至夏天也如此：这一切都使她显得苍老而臃肿，如一只肥胖棉包。
我们一家是苏姨的修理摊的常客，大家彼此都认识，一时没有零钱或忘带钱包，所差的一两元是决不计较的。苏姨待人和善，她的摊上总有几条小凳，几只拖鞋，便于来修鞋的客人坐下而不至于金鸡独立。若来的是女客，苏姨向来是有话聊的，至少我看见过的几回是。苏姨从女客坐下就打开话匣子，从鞋子聊到衣帽，再聊到父母孩子等话题。但是，尽管口中聊到天南海北，苏姨手中的活计决不放松，不多时，那鞋子或拉链便又完好如初，这时苏姨便会从她的粗布围裙上擦擦手，抱歉地笑笑，说出一个很小的数字，一元或两元。
读高中以后，我见至苏姨已是很少了。最近倒是很反常地见了两次，一次是在初秋，妈妈找苏姨去修鞋顺便带上我，苏姨的小摊已改成一个结构简陋的涂了银色金属漆的三轮“房车”，焊点如同令人心痛的疮疤，依稀可辨。车子的玻璃窗擦得很干净，粘着几张白纸，上面用红色的不干胶拙劣地拼出“修鞋”和“修拉锁”几个字。妈妈拉开了车门，跨进去，坐到了那个仅能容下她和苏姨二人的座位上，脱下鞋子，苏姨接过鞋子，一番察看过后，便开始钉鞋掌，一边和妈妈聊着她的鞋子和毛衫，当天妈妈穿着一件黑色套头薄毛衫灰绿色裤子，脚上是一双肉色丝袜和正在修理的黑色圆头半高跟小皮鞋——我猜，若是苏姨换上妈妈的这一套装束，一定不比她逊色。
我曾在修鞋时，近距离观察过苏姨的手，苏姨的手很粗大，皮肤也很黑，指甲也是黑的。她在用一种胶水黏合我的鞋开胶的部分时，对于那些多余的溢到她手上的胶水，几乎没有理睬，最多也就是在那条粗布围裙上抹一下了事，那种胶水我也用过，不小心黏到手上时很痛苦，至少我自己觉得是。可苏姨对此却这样淡然，仿佛是习以为常了。我终于明白她的手了，那是十数年甚至是数十年的劳作给她留下的痕迹，是不可避免的伤害。在这由拉锁头，鞋和强力胶水黏合起来的若干破碎的日子里，我一直有一种错觉：苏姨没有变。我最近见到的苏姨和若干年前的苏姨没有什么分别，真的可以这样说。苏姨那一套和男人们的一样的行头，她的粗糙的双手，她黄色的脸颊、褐色的瞳仁，还有她的隐藏在帽子下的一头乱发，从鬓角伸展出来的微微偏黄的发丝，这一切都没有变，唯一变了的是岁月，是岁月吞噬掉了她蜷缩在破旧的棉衣和布鞋里的芳华。
苏姨有一个儿子，据她自己说这孩子很不争气，她和女客们聊天时，常常没聊到几句话锋便直指孩子。每当这个时候，她便叹一口气，羡慕别人家的儿子，而另一方面谦虚而客套地敷衍几句了事。苏姨曾和母亲聊到她的儿子，据她说是心思不用在学习上，开家长会，学吉他时的缴费都须家长出面，这时她的儿子便很以她为耻，甚至认为自己的母亲是在同学和家长、老师面前给自己丢人了。于是回家来大闹一场，吉他也不学了。这事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一个恨铁不成钢的母亲在这种强烈情感的驱使下夸大了一些事实，我无从知晓，不愿也不想再多说什么。我只是在等待修好大衣的拉链时，默默地回忆起这段事罢了。
我接过我的大衣，上面还有苏姨温暖的体温。从小小的玻璃窗口，我递上两元钱，离开了。
转过身来，背后的街上热闹得很。时光就这样在粗麻线和拉锁头之间飞逝，过了一年又一年。拉锁头的价钱也从一元涨到了两元，似乎没有人注意到灰色的调子中蜷缩着的苏姨，只不过是在修理什么东西时，掏出肥头大耳的钱包时掠过一阵小小的惊愕，街上的人穿着修了拉锁的大衣，钉了鞋掌的鞋子走来走去，街对面的蛋糕房里，灯光浅黄，飘出乳白色的奶油的香气，女孩子们逛街累了，坐在秋千一样的坐椅上，点一份用玻璃高脚杯盛着的饮料和一块小巧玲珑的西点，用钉了鞋掌的长靴跟嗒嗒地敲着地面，合了眼睛等着自己那一份颜色鲜亮的透明的饮料的到来。
苏姨抬了抬头，对面的确很热闹，很暖和，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