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家有两棵杏树。一颗在前院,一棵在后院。前院的那棵杏树,杏长的比后院的个大、味甜。后院的杏树大概是树龄长的缘故,比前院的杏树长的又老、又高、又壮。因为姥姥大姥爷六岁,村里也戏称前院的树是姥姥,后院的树是姥爷。
夏天,我和伙伴们都在弥漫着杏香的树下嬉戏、打闹。就像是《西游记》里那群花果山中欢蹦乱跳的猴子快乐至极。所以,不论是前院的杏树,还是后院的杏树,全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尽管姥姥、姥爷喜欢我早已远远胜过满树熟透了的红杏,忘乎所以的快乐,使我对两棵杏树的依恋有时真的超过姥姥和姥爷。
记忆最深的是阳光正足的晌午,大人们午休了,遂蹑手蹑脚虚一条门缝,看前院和后院两颗杏树。杏子熟透的点点黄色,给绿叶增添了金灿灿的炫丽。难愈那熟透的红杏从树上掉下来。遥遥眺望到了,心中窃喜不已。高兴地跑过去捡吃到嘴里,再昂头凝视熟透的红杏,看着看着就痴痴地走神。绿叶间闪闪烁烁的光线一眼不能望尽,目光稍有游移,它便转身相随,偶尔被鸣叫的蝉儿挡住视线去路,消失在绿叶里。树冠遮挡了一小半天,空留着大半白。如此往复,沉溺其间,一个夏天的午觉也就与我无缘了。
小心,才下过雨,地上还是湿的,滑。
那次不是捡掉下来的杏子滑倒,蹭破了膝,姥姥不会问我:“疼不疼?”
夏天的晚上,姥姥拿起她那二尺多长的烟袋,在杏树下坐着乘凉。
姥姥虽然已进入古稀之年,可身体非常硬朗,天生就闲不住。她从早到晚笑容可掬、和蔼可亲,房前房后、屋里屋忙个不停。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井井有条。她抽烟和干活一样,总是有板有眼的。她四平八稳的把烟袋锅伸进系在烟袋杆上的烟口袋里,抿了满满一烟袋锅旱烟,拿起洋火“刺啦”一下点着了;一边跟老爷说话,一边平心静气的 “吧嗒吧嗒”抽烟,有时二人无语,老爷看着姥姥,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烟袋锅里的红火一闪一闪的,姥姥抽一口,烟袋锅里的红火就亮一下… 那时,姥姥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村里和姥姥年纪相仿的老人,几乎没有不会抽烟的,但用这么长的烟袋抽烟的只有姥姥一人。
聊也聊够了、抽也抽够了,姥姥把烟袋锅往鞋底上刨了刨,再把烟口袋缠在烟袋杆上,回屋睡觉了。她的鞋很小,是三寸金莲的那种尖脚鞋。走起路来虽然步幅不大,但自然笃定。
有月亮的夜晚,杏儿就会在树上显得丰腴一些。暗香也会回泛在夜色中有着说不尽的喜悦。月光在树上贪恋杏儿,生怕它红颜老去,消瘦得像个幽灵。而我也迟迟舍不得去睡。生怕它们和黑夜一起消失了,像宫女趁着夜色溜出宫去,或者白骨精似的化成一股烟逃走剩给我一个悲叹。
每逢枝干感觉清寒时,形不惊人、貌不出众的麻雀,从早到都晚离不开人的视线。在树上,在寒风里,两棵依旧站立着的杏树因了麻雀欢快的鸣唱,从未显得孤独寂寞。麻雀在快乐中守着两棵杏树多年,多年后它们之间依然的亲切,依然的和谐,不是每一棵杏树和小动物都能遇到的事。
童年,对两颗杏树郁积了多年的相思。那条蹑手蹑脚虚开的门缝,在记忆中储存着一缕红杏的余香,无论走到哪里,都牵挂着我对杏树的不舍,就像忆痕难愈在细雨中,花浓雨密,香雾迷离,浸润着悬坠的杏花,一丛丛一簇簇浅素嫩白,做着一个个或密或疏;或浓或淡的美梦。
40年过后的夏天,蜂蝶来未来戏花?我知道蝶花依旧,我知道两棵杏树的痛楚,那是因为我的离去?它们苍老了许多,已不如昨;怎的一日就老了呢?不是吗,话别时,正当少年,屈指数春来,再见已年近半百。弹指惊春去,两棵杏树不知熟透了多少红杏,除了自然的衰老;除了留给了我童年的记忆,除了一定会和我一样怀念故去的姥姥、老爷还有什么呢?毋庸置言,在城里吃到买来的红杏,品种再好,价钱再贵,也找不到当年蕴藏着儿时美好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