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个极重感情，也极善于把别人感情收集起来的人。他总是把它们一捧捧珍藏起来，放进胸膛，因此他的胸膛很沉重。
父亲说，刚刚解放的时候，大连的冬天特别冷，街上随处可以看到冻裂的水管一夜间流出来的水，到第二天早晨便可以成为一座座冰场。平整的柏油马路也随时能见到冻裂的情景，就像被人用刀切开了似的。
就在那样的一个晚上，父亲行走至中山广场附近，在一座楼前的圆柱子后面见到一个人，卷蹲在那里，十分可怜。父亲说尽管在那个年代那种场面常常见到，但是每次见到心中总是挺难受。父亲走上前去告诉他，说那儿是个风口，风刮到那里都在打转，在那儿呆一夜可会受大罪的。还告诉他大连有许多空房子，日本人撤走以后，倒出来不少。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父亲去码头接船。经过那座大楼的时候，发现那个人仍旧在那儿卷着，他已经冻得不会说话了，嘴唇上和两只眼眶里都布着一层冰。父亲说那种场面看了以后让人揪心。
当时父亲穿了一件长袍，他什么都没想，只是急忙脱下长袍，像大包袱似的把那人裹了起来。他自己冷得也顾不上说什么，急忙奔回住处。回家重新穿好了衣服后，又急促地赶往码头接他的朋友。
从此以后，再也没遇到那个人。在往后的冬天里，父亲还常常想起他。
大地渐渐苏醒，又渐渐冰冻，转瞬几年的时间飞快逝去，就在有一年的春节，父亲见到了他。
这次是在我们家里见到的。父亲说大年初一的早晨，他来拜年。当时父亲愣了，他一边叩首一边讲起了那一夜……
看到他红润的脸庞，父亲知道他度过了难关。如今大概在大连已经站住了脚。他告诉父亲，那件长袍的口袋里有一封别人寄给父亲的信，是个空信封，所以就按地址找来了。
后来两人有了一些交往。
许多年过去，那个人的父亲去世了，他来向我们家借钱。他一连借了许多人家，人家都不肯。在倾盆大雨中他跑到我们家。父亲说他太急需了，当时借了三百元钱给他。他说处理完了丧事，便还。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东西特别便宜，父亲说，买一斤大虾才两毛钱。
一直拖了四年，钱始终也没还。这期间，他不再来我们家。父亲曾去过他那儿两次，每次还没开口，他就讲出了许多难处，用话语把父亲堵住了。我的父亲很儒雅，很厚道，一些该说的话又全部带回来了。
父亲和母亲说：他家住的房子顶棚是油毡纸的，冬天冷，夏天会往下滴沥青的。母亲说：太可怜了，算了吧，就当是送他了，往后我们自己节省一些。
那个年代，对于我们一般家庭来说，三百元钱，积攒一年可能都达不到这个数字。
又过了许多年，世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绿色的变成了红色的，红色的变成了绿色的，世界颠倒了。我正直、善良、有着极好修养的父亲，一夜之间变成了打到的对象。在无数张大字报中，其中最醒目的便是那个曾经救过的人写的。他说解放前他差一点冻死在街头，父亲这个资本家还穿着皮大衣……
就因为他写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父亲格外遭了许多罪。
我的冰雪聪明的父亲，能用一双眼睛识别真伪黄金，哪怕是稍有丁点不足的成色，他也能用肉眼识别，而他很难看清楚一个人。不是他的眼睛不明，是人类的伪装胜过世间万物。
一切都过去了，也是在数九寒冬的季节，父亲得了绝症。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和我讲起了他这一生，感慨万千。父亲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作为商人，他极讲诚信；作为男人，他极讲胸怀。他说他的一生朋友不少，可是山上石多玉石少，世上人多知己少。交人难啊！不是被朋友保护，就是被朋友背叛。他又提到了前面说的那个人，父亲说他如今也是个老人了，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
一个如此热爱生活的人，过早地离开了我，我非常难过。我知道他应该有一座像样的坟，可是他没有坚持到今天。也罢，那座坟会在我的诗歌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