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左耳》电影到达你的预期了吗？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我必须要说实话的是：十年前，当我在我那台当时配置最牛逼的台式电脑上敲下“木子耳”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一定没有想到会有今天。
补充一下，我必须要用好电脑的原因是，我怕电脑反应的速度跟不上我的打字速度。
十年前，这是真相，绝不是吹牛。
后来，这本被我叫做《左耳》的小说，在十年的时间内，被成千上万的读者读过。2014年，它被拍成了电影，截止到现在这一刻，共卖出了4。81亿的票房。
我如果说我还不满足，谁信？
另一个被问得多的问题是：你的路演到底要跑到哪一天为止？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我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回答。
记得三天前，我在珠海某大学，坐在第一排的男生站起来说，他看《左耳》电影，看了五遍。
我问为什么？
他说：六年前，我记得你来过定西，我去过那场见面会。
我当然也记得定西，那是甘肃一个特别小的城市，去到那里要开很久很久的车。我以为那里不会有我的读者，所以深夜十点，当我看到广场上灯火通明，那么多的孩子手捧着我的书站在路边等我的时候，我内心的震撼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我去过，你来过。
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公平的事。
现在的我在海南三亚。
十多年前我也来过这里，跟着海南“希望工程”的车，跑遍了海南的学校推广阅读。有一天一共讲了六场，从此得了个外号叫“讲不死”。只不过在我的字典里，这件事一直叫做“校园行”，不叫“路演”。十多年过去了，记忆中，每年的五月和十月，我都会在各大校园里来回穿梭。有时候坚持做一件事仿佛成为一种偏执，就像我坚持了十年的女生夏令营。我坚信有些东西，只要你不放弃，它就会一直在那里，陪着你，给你别人看不到也无需要让别人看到的荣光和力量。
在这个夏天，《左耳》成为了更多人青春的关键词，却注定要成为我记忆中要被封存的某个部份。
但是我会一直记得很多人对我说过：饶雪漫，你的东西没法变成影视作品。
说这些话的人并非怀着恶意，相反很多是我的朋友。
我问：为什么？
他们说：太真实了，反而很难改。
《左耳》出来后，我偷偷去看了几场社会场，记录了大家的每一个笑点和哭点。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当张漾在楼顶劝蒋皎不要跳楼的时候，坐在我身边的某位中年大叔直接叫了起来：这台词也太雷人了吧！编剧怎么想的！
我真想拍拍他说：“嗨，哥们儿，我写的，问我。”
其实真没怎么想，那只是原小说里的话，为了照顾书迷的感觉，有些感觉略微生硬的台词，我们也做了最后的保留。
是需要每个人都理解和接受吗？
不是的，因为我真的已经过了什么事都要争把输赢的年纪。
但是不管掌声还是嘘声，我想我都会深深地记得。
如同记得无数个沮丧的日子，我也曾经对自己说过：要是真的要不到你想要的，就不拍了也罢。
如同记得我第一次到光线传媒，焕焕跑下楼来接我时满面春风的笑容，让我相信这会是电影《左耳》的转机。
如同记得在王总的办公室第一次见到有朋，他穿着一件黄色的羽绒服，跟我滔滔不绝地说起他对这个小说的理解，精准到令我惊讶。
后来那件衣服借给了监制黄志明老师。他说北京很冷，他从来没有在一个组里从头到尾呆过这么长的时间。
如同记得在厦门，纯纯和欧豪在游泳馆练游泳的时候我去探班，看到她和他从水里冒出头来，我倒吸的那一口凉气。
如同记得厦门886酒店四楼的平台，记得东山岛空气中浓浓的海的气息，记得北京那个远得要了命的摄影棚和拍摄最后几天重重的雾霾，记得那些总在探班的粉丝，记得村长家，记得那么多人在剧组度过的生日。记得元宝好喝的茶，记得小耳朵和妈妈打的那通长长的电话，记得胡小夏动人的歌声，记得马思纯隔着一堵墙对着段博文大声喊话：要不要过来打牌！记得好吃的骨头汤，还有导演知道我嗓子不好特意放到前台的冰糖梨水，记得曹小北一直欠我的那个拥抱，记得郭栋楠为这个电影做的每一张图片，记得美丽的小贾音每一次加班到半夜，还在微信上给我发来的笑脸，记得路演群里抢到手软的红包……
记得我团队里的每一个年轻人，因为这个电影，流下的泪水和汗水。
我是他们的骄傲，他们亦是我的。
这是我们共同的成长，也是我们留给彼此最珍贵的礼物。
但是，就算天未晚，夜未央，还是要来郑重地说一声再见啦。
无论多么不舍，总是要开始新的故事。
再见了，我的小耳朵和吧啦。你好，我的莫醒醒和米砂。
文/饶雪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