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心态。“闲”，繁体字写作“”。说文解字如此解释：“夫夜，而月光，是有也。”万籁俱寂，在门里望见月亮，一钩新月天如水，多美的意境啊！
其实，月亮常有，而静静望月的人和情怀却很鲜见。不为一个念头操心，不被一个焦躁留住，亦不患得患失，无忧无虑，身心自在，这才是闲情。
怎样体味呢？如林清玄所说：名利是闲情的世仇，潇洒是闲情的好友，无碍才是闲情永远的伴侣！时光之下，风景深处，能做到“四时风月一闲身”的恐怕只有苏东坡了。
林语堂曾说：苏轼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苏轼先生之伟大，不是随便一说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奠定在他的成就之上。就艺术而言，他将词诗化，将书意化，将人文生活化，用自己的才华和魅力，丰富了文学史和书法史。
就人生而言，苏东坡是最早推崇陶渊明归隐田园思想的人，是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他闲雅达观的心态，既提升了自己，也温润了别人。
身行万里半天下。苏东坡一生都处于颠沛流离状态，郁郁不得志，但他精神不倒，精神不老，生活的情趣不丢。
夜里他赏花，“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白天他酿酒，“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三日开瓮香满城”；饿了他炖肉，“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他自美”。
他随遇而安，与人为善，曾说：“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他悲天悯人，忧国忧民：“贫富之不齐，自古已然，虽天公不能齐也，子欲齐之乎？”
活着不曾享福，死了也不得安宁。苏东坡简直悲惨到家了。公元1102年，也就是北宋崇宁二年，宋徽宗出于意愿也罢，别人蛊惑也罢，声色俱厉对苏轼发出的“清剿”号令。
这一年，春寒料峭，是苏轼去世后的第二年，宋徽宗当皇帝的第三年。在蔡京等人的煽动下，宋徽宗在这年四月发出诏令，“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在毁碑的同时，皇帝还在全国各地立碑，这就是著名的“元党人碑”。
碑砸了，匾毁了，还没有完，文集诗集也要焚烧。首次发出诏令后，崇宁三年和宣和六年，朝廷又两度下诏，苏轼等人文集片纸不留一律除毁，谁敢抄写就抓起来蹲监狱。皇帝和政敌咬牙切齿，处心积虑，要从根子上剜掉苏东坡及其影响。
不过，事与愿违，当时的文人是很有风骨的，没有随波逐流完全彻底地听命于权贵。宋徽宗喜欢黄庭坚书法，找人跟他说，你只要跟苏轼划清界限，就官复原职，重享荣华富贵。皇帝抛出橄榄枝，多好的机会呀！黄庭坚淡淡一笑说，好的，他是我的老师！
苏轼还有个门人叫李之仪，就是那首：“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思量意。”（《卜算子》）的作者。诗写得脍炙人口，人也卓尔不群。李之仪因为拥护老师，罢官、下狱，始终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后人称赞他，说始终不负苏公者，不过三数人，李之仪就在其中，真正做到了文如其人。
我常常遥想，如果在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如果是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会怎么做？是一边崇拜苏轼一边出卖苏轼，是墙上芦苇随风倒还是坚定不移地追随苏轼？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对文人尤甚，因为面前摆放着荣华富贵和牢狱之灾。选择意味着得到，抑或拒绝。
其实，人最智慧的抉择，是你这一生拒绝过什么，你所拒绝过的东西里，藏着你高贵的品格和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骄傲，反之则不然。愚钝如我，估计想不了这么多，这么高尚，仅仅是出于善良。
古人云：“一善染心，万劫不朽；百灯旷照，千里通明。”朝善良下手的事，是万万不能做的！苏东坡是善良的，是有温度的，也是审美的；他代表着一种高洁的精神向度。
千秋功罪在人心。时间证明，苏东坡不愧是人文历史、美学思辨等艺术星空璀璨的星辰，由他书写的那些诗词歌赋，人生趣事，书画菁华，将会成为一盏明亮的心灯，不为照亮前路，只为看清脚下。
沧海桑田，如同幻梦；朱楼玉宇，瓦砾颓场。繁华的历史何在？风云的人物何在？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是什么？一切都是没有答案的渺茫，也不可能找到明晰的答案。
“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一个人成功也罢，失败也罢，最后归结于隐逸渔樵，寄托于山水花鸟。苏东坡是集儒释道于一身的智者，他聪颖的悟到了人生无常，他闲雅地做到了光风霁月。
人的一生，不过是一个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过程。也是一个自己和自己作斗争的过程。当你卸下那些欲望的累赘，挣脱心灵的羁绊，你才算主宰了自己的生活，才算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这场没完没了的疫情，也许会让我们懂得生命的脆弱，金钱的无能，健康的无价，会让我们的灵魂像苏东坡一样顺天应命，随遇而安，做个闲雅之人：不求非分之想，不贪无故之获，不管红尘痴狂，不问岁月风雨，粗茶淡饭，诗酒田园；倾其深情，乐尽天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