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潮流如万里长江，滚滚东流。我站在高处，眺望着一个个王朝的背景，倾听着它们的声音
——题记
改朝换代，由衰至盛，盛极至衰，周而复始，是历史的潮流。在这样一个“无限”循环中，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兴衰周期律。这个周期。这个周期律束缚着每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伟大王朝，它们带着自已统治者的叹惜，永远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听!这个辉煌而又悲凉的声音。
内在的隐患——内忧
毁灭的最大根源，就来源于本身。
公元618年，在欧亚大陆的东方，出现了一个统治中国二百余年的王朝——唐朝。因经历了隋末战乱，初唐人口锐减、经济萧条。但经过高祖时期的稳定发展，再加上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社会逐淅安定，国库日益丰实。而且，唐朝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与合理的外交也使国家边境无忧，从此雄据一方。此后又经早年玄宗的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更是将王朝的发展推向了鼎盛时期。唐朝统治下的中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然而，“开元盛世”之后的社会矛盾也渐渐开始暴露，中年之后的玄宗又贪图享乐，日渐昏庸，唐朝开始由盛转衰。最终，杨国忠与安禄山的明争暗斗成为了导火索，爆发了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后来虽有郭子仪等人平判，力挽狂澜，但战乱仍将唐朝带入了火海，毁尽了贞观开元创下的百年基业。此后唐朝又经历了宦官专权、农民起义、藩镇割据等内乱，最终销声匿迹，尘封在了历史之中。
历史的声音，夹杂着帝王的悔悟与哀叹。
唐朝亡于内忧，而它的后继者，又是一个新的悲剧。
边疆的危机——外患
过于在意内部的隐患而削弱自己的军力(防止兵变)，往往会给觊觎者可乘之机，这样一来，既使内在的祸种被根除，江山仍然可能易主。
公元960年，后周被北宋政权取代后，混战已久的东方世界(中国)终于传来了统一的声音。北宋初年，政权稳定，兵强马壮，经过太祖太宗御驾亲征多年，先后统一了江南与中原。为了吸取唐亡的教训，北宋初期的统治者们制定了许多防止兵变造反的“强干弱枝”政策，让国内消除了唐末以来武将拥兵自重的问题，但同时也削弱了军队战斗力，而此时的北方仍未统一。西北的西夏、东北的辽(后有金)开始南侵时，北宋军队不敌，屡次败北。北宋朝中虽有王安石变法，但只做到了“富国”，未能“强兵”，边患依然存在。北宋末年，全国兴起灭辽，而后又攻宋，宋军战斗力如旧，导致金军势如破竹，开封很快沦陷，皇帝也被俘虏，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后来，宋高宗逃到临安(杭州)，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南宋经济发达，但在军事上的政策仍沿袭北宋，所以只能用“岁币”安抚金国，边患仍是大问题。1276年，蒙古军队灭金与西夏后继续南下，灭亡了苟延残喘的南宋政权。
历史的声音，传递着边疆百姓的幽怨与哭泣。
宋的教训惨痛，而时隔数百年后，一个更大的悲剧发生在了无形的牢笼之中。
帝王的不幸——傀儡
有时候，看似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只是一个玩偶，而操纵玩偶的人才是实权者。因此在一个王朝结束时，玩偶也自然成为了替罪羊。
1644年，清兵入关，建立了大清王朝，国力强盛，四海安宁，几位开明的统治者更是让清朝进入了空前繁盛时期，然而它们却犯了“闭关锁国”的低级而又重大的错误，此政策实行了二百余年，使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世界，为列强的入侵创造了机会。1840年，广州海面响起的隆隆炮声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圆明园的冲天火光揭示了民族危机的加深;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宣告了清政府自救运动的失败;八国联军的入侵更是把清王朝的统治推向了灭亡的边缘。其间力图强国的清德宗(光绪帝)曾在梁启超、康有为等爱国知识分子的支持下进行了“戊戌变法”，但由于他没有亲政，实权在慈禧太后手中，加上变法触动了顽固派的利益，进行了百日的维新运动失败了，部分变法人士被杀害，他自已遭到软禁，从此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其后继之君宣统更是成为了日本人奴役中国东北百姓的傀儡)。三年后，清王朝在革命的潮流中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历史的声音，散发着“囚徒”在“牢房”中无奈而又绝望的呼唤。
望着一个个王朝远去的背影，倾听着历史的声音，我陷入了沉思之中。兴衰周期律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告诉我们应顺应潮流?还是周期律不可违背?都不是。渐渐地，我明白了：只有从潮流和周期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才能彻底地打破它。
历史的声音，久久回荡在我脑海中，成为了无法抹去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