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在他的身上发生了很多励志的故事。小编为大家力荐了杨振宁的励志人生故事，给大家作为参考，欢迎阅读！
杨振宁的励志故事篇1:我将来要拿诺贝尔奖
杨振宁在7岁的时候来到清华园，在这里一共住了8年。当时的附小叫成志小学，里面有两个"大头"，一个是杨振宁杨大头，一个是俞平伯的儿子俞大头。
杨振宁小时候，至少不是一个最守规矩的孩子。据他自己说，清华的每一棵树他都爬过。
中学是在绒线胡同上的，就是现在的北京市第31中。那个学校当时只有不到300个学生。这时候，当北大数学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已经知道儿子学数学的能力很强。他当时如果教儿子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儿子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初一与初二之间的那个暑假，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杨振宁学《孟子》。所以在中学时代杨振宁就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杨武之喜欢围棋和京剧，但并不去培养儿子这些方面的兴趣，下棋可以让儿子17颗子，唱也只教他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对于父亲书架上的许多英文和德文数学书籍，杨振宁常常翻看。因为外文基础不够，所以看不懂细节，每次去问，杨武之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
上课念书的时候，杨振宁喜欢东翻西看，一次看了艾迪顿写的《神秘的宇宙》，那里面讲的是20世纪到那个时候为止，所发现的一些新的物理学的一些现象与理论。他顿时被激发出了极大的兴趣，所以回家以后就跟父亲、母亲开玩笑，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金。
杨振宁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夏天离家赴美国求学。那天清早的细节至今历历在目："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没有流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还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到1945年这20xx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
40年以后杨振宁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字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略。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无论如何，父亲与儿子的分别，是人生之中最顺理成章、最令人惆怅，最刻骨铭心的分别。
此一去，三叠阳关，唱到千千遍。23岁的杨振宁也许没有想到，他真的应验了12岁时的戏言，为中国人拿回了第一个诺贝尔奖。
杨振宁的励志故事：学会舍弃
杨振宁青年时期喜爱物理，而且想成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1943年杨振宁赴美国留学时，就立志要写一篇实验物理论文。1946年，杨振宁进入芝加哥大学费米主持的研究生班，希望能在费米的指导下写篇实验论文。当时，费米正忙于在阿贡国家实验室从事军事技术研究。像杨振宁这样初到美国的中国人是不能随便进入阿贡实验室的，于是费米建议杨振宁先跟泰勒做些理论研究，实验则可以到艾里逊的实验室去做。
艾里逊是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一名教授，当时正准备建造一台40万电子伏特的加速器，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在费米的推荐下，杨振宁成为艾里逊的6名研究生之一。然而，在实验室工作的近20个月中，杨振宁的物理实验进行得非常不顺利，做实验时常常发生爆炸，以至于当时实验室里流传着这样一句笑话: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杨振宁。此时，杨振宁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己的动手能力比别人差!
一天，一直在关注着杨振宁、被誉为美国之父的泰勒博士关切地问杨振宁:“你做的实验是不是不大成功?”
“是的。”面对令人尊敬的前辈，杨振宁诚恳地说。
“我认为你不必坚持一定要写一篇实验论文，你已经写了一篇理论论文，我建议你把它充实一下作为博士论文，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泰勒直率地对杨振宁说。
杨振宁听了泰勒的话，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他从心底深处感到自己做实验确实力不从心;另一方面，他又不甘服输，非常希望通过写一篇实验论文来弥补自己实验能力的不足。他十分感谢泰勒的关怀，但要他下决心打消自己的念头实实在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想考虑一下，两天后再告诉您。”杨振宁恳切地说。
杨振宁认真思考了两天。他想起在厦门上小学时的一件事:有一次上手工课，杨振宁兴致勃勃地捏制了一只鸡，拿回家给爸爸妈妈看，爸妈看了笑着说:“很好，很好。是一段藕吧?”往事一件接一件地在他的脑海浮现，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动手能力实在不强。
最终，杨振宁接受了泰勒的建议，放弃写实验论文。从此，他毅然把主攻方向转至理论物理研究，最终于1957年10月与李政道联手摘取了该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迄今惟一持中国护照问鼎诺贝尔奖的炎黄子孙。
放弃有时候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十分痛苦的。适时地放弃，不仅需要勇气和胆识，更需要远见和智慧。人生之树，只有舍弃空想与浮华，才能撷取丰硕甜美的果实。
杨振宁的励志故事：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友谊故事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与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核物理学家邓稼先的友谊长达半个世纪，在世界科学界传为美谈。
杨振宁祖籍安徽肥西县，生于，邓稼先是安徽怀宁人，生于，杨振宁比邓稼先大两岁。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蜇曾留学日本、美国，归国后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哲学系教授。
邓以蜇和杨武之既是同乡又是同事，两人经历大致相同，志趣相投，因而交情甚笃，常来常往。他俩的友谊也延续到了孩子们身上。
20世纪中期，邓以蜇将妻子儿女接到北京定居。邓稼先就读于祟德中学，杨振宁也在该校读书，两人成了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杨振宁的学业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邓稼先很崇拜他。杨振宁以大哥的身份关照邓稼先。
受杨振宁的影响，邓稼先在物理、数学等课程中的才智也发挥了出来。杨振宁机智灵巧，同学们称他是“机灵鬼”。邓稼先忠厚老实，绰号叫“邓老憨”。下课后，杨振宁与邓稼先几乎形影不离。这两位志趣相投的同乡、校友，自青少年时代便树立起了远大的理想：将来事业有成，一定报效祖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武之一家随校远赴西南大后方。到了1940年，不愿当日寇“顺民”的邓稼先和大姐一起从天津绕道上海、香港，经过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抵达云南昆明。大姐将邓稼先送到四川江津投奔四叔。
次年夏，邓稼先考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攻读物理系。此时杨振宁已是西南联大三年级学生了。在该校，两人又可以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业、交流心得了。邓稼先在数学、物理等方面得到了杨振宁的具体指导，邓稼先对其姐说：“振宁兄是我的课外老师。”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不久，杨振宁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1946年初秋，22岁的邓稼先毕业后，被北京大学物理系聘为助教。次年，邓稼先考取留美研究生。行前，他征求在美国就读的杨振宁的意见，问到哪所大学就读较为合适。
杨振宁回信，建议他到普渡大学去，因普渡大学收费低廉而且理工科水平很高，他在信中还说：“此校离芝加哥很近，我们两人可以经常见面。”后来，杨振宁还帮助邓稼先申请到了普渡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许可。1948年10月，邓稼先与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结伴，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邓稼先顺利地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院，读物理系。
1950年8月，邓稼先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一年他只有26岁，被人们称为“娃娃博士”。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与留学美国的100多名学者一起，历尽艰辛，奔向新中国的怀抱。从此，邓稼先便和在美国的杨振宁天各一方，长时间失去了联系。
1958年秋，二机部负责人、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让他秘密参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邓稼先从此与世隔绝，全心投入到原子弹研究工作中来。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又在罗布泊上空爆响。邓稼先也因此被称为“两弹元勋”。
1971年夏，阔别20xx年后，杨振宁与邓稼先在北京相见了。这是杨振宁自1945年公费留学美国后首次回国访问。彼时他离开祖国已经20xx年了。
刚下飞机，在贵宾室稍事休息，外事接待人员便请杨振宁开列了他要见的朋友名单。在北京，他要见的第一个人便是邓稼先!
当时正值“文革”中期，政治运动搞得黑白颠倒，人人自危。即便是邓稼先这样执行秘密而重大使命的科学家也未能幸免。曾经被作为保护对象研制核武器的功臣邓稼先和尖端机密研究院的一些科学家及研究人员，包括后来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的几位科学家，都被集中到西北某地办“学习班”。
此时，杨振宁要见邓稼先，几乎无人知道他在哪里!
周亲自出面，命国防科研部门找!通过多种途径，国防科研部门找到了正在西北“学习”的邓稼先，并向他下指令：火速返京!这无疑是救邓稼先于千钧一发之际。杨振宁没有想到，此时他的出现，无意中也是无形中保护了邓稼先，当然也等于帮助和保护了中国的“两弹”事业!
邓稼先和杨振宁相见，是邓稼先自1950年在美国与杨振宁分别后，他俩的第一次相见。期间，杨振宁问邓稼先是不是由美国科学家帮助中国研究原子弹。邓稼先当时请示了周恩来，是否如实相告，该怎么说。周恩来让邓稼先如实告知杨振宁。于是，杨振宁在结束访华的告别晚宴上，收到了一封邓稼先的亲笔信，当看到邓稼先掷地有声的话语化为文字——“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当即离开席位躲到一旁，流下了热泪。
从1964年到1986年，20xx年间邓稼先一共参与了32次核试验，邓稼先亲自去罗布泊指挥工作队参与实验就有15次。邓稼先一心扑在核试验研究上，他与妻子许鹿希结婚33年，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六年。
因工作需要，邓稼先主动身临一线，但强烈的射线严重损害了邓稼先的身体。1985年7月，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但邓稼先并不后悔。早在接到任务之初，他就对夫人许鹿希说：“做好了这件事情(核试验)，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价值，就是为它死也值得!”
邓稼先身患重病住院治疗后，1986年五六月间，杨振宁曾先后两次回国，去医院探望邓稼先。邓稼先见到老朋友很高兴，连病痛都忘了。两人有说有笑，谈了许多话，后来还在病房的走廊上合了影。但照片上，邓稼先的右嘴角下有一块血迹。他那时已病入膏肓，口、鼻不断出血。但是，他的笑容是那样的真实、幸福。
邓稼先对杨振宁说：“我虽然受核辐射而得了癌症，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们成功地实现了核爆炸，使国家更加强大了!”杨振宁返回美国后，想办法搞到当时尚未上市的治癌症的新药，请韩叙大使通过信使，迅速送往北京。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这颗科学巨星陨落了。听到噩耗，杨振宁立即从国外发来唁电：“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杨振宁教授在写给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信中说：“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精神与巨大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1987年10月23日，杨振宁飞越万里，赶赴北京，为邓稼先扫墓。扫墓仪式结束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捧着一只蓝色盒子，双手交给杨振宁。盒面上的文字写着“振宁，致礼存念”六个字，落款则是“稼先嘱咐，鹿希赠”。
杨振宁的目光在“稼先嘱咐”四个字上停留了。他看着许鹿希将盒盖打开，里面整齐地放着他们的家乡安徽出产的石制笔筒、笔架、墨盒、笔盂、镇尺和长方形石印。
这是邓稼先最后的嘱意，将这套坚固且光洁如墨玉的文房四宝留送杨振宁，以表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永世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