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过年》（莫言）？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