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是阳明心学经典，语出《论语》“传不习乎”一语，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虽然是地道的哲学，但王门心学在我国遭遇的却是冰火两重天的尴尬。知心学者奉若心灵导师，诸如曾国藩、蒋介石等人，甘愿拜入心学门下。不知心学者，想来便是“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的唯心主义。
这句话，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朵奇葩，震古烁今，以此为代表的阳明心学，可以看做中国哲学史上最后一次回光返照，然而却偏偏被唯物主义定义成了“物质与精神”的粗糙唯心论调，未免太莫须有。
这句话在程朱理学作为官学的明代，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正统社会里，就是对“心”即理的最好论证。即：你看花了，花就在你心里了，你不看花，那花无论什么颜色，对你都毫无意义，也就不存在。这个“存在”并非物质存在，而是精神上的存在。
这就好比你看一个人，你看见这个人时，在你的心里才会有一个人，你没看这个人时，这个人就在你的世界里不存在，你的心里没有这个人的任何印象——心即理，你的心才是你的世界，你的心什么样，你的世界就什么样，每个人的世界都光明，这个社会也就光明了，因此才有心学最成熟的理论——致良知。
“世人相互仿效，天天探求富国强兵的学说、倾轧诡诈的计谋、攻打讨伐的策略，以及做些上违天良，下逆人情的事情，作为获取一时名利的手段。”“人们互相矜夸以显示自己的知识，互相倾轧以显示自己的权势，互相争胜以显示自己的技能，互相攀比以炫耀自己的名声。”在传习录《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对当时社会做了这样的概括，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致良知才最具有重树社会道德的意义。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然而即便如此，心学在盛行那个时代的500年之后逐渐没落，甚至被当代哲学界、政界所诟病。刘东在《追寻中国文化现代形态》一文中认为：由于必须以承认君主专制的合法性为代价，来换取统治者对自家价值观的首肯和让步，所以他们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就只能去充当君主的讽喻劝诫者，而不能成为其叛逆批判者。
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的根能深深地扎在中国两千年文化的土壤中，傲视百家。儒家是在政治和民众的夹缝之间，选择了委屈求全。而与此同时的阴阳、墨、名、法、道等各家，无不因其或左或右的历史不足，被历史甩在了边缘，直至消沉。纵横家张仪临死前还在说：看我舌头在不在，只要在，就要说下去。试想，如果孔夫子也是这个态度，强迫统治者施仁政，“不仁毋宁死”，那么我想，孔子成不了圣人，在中国历史横行两千年的统治思想，也多半不会是儒家。
阳明心学没有逃脱这一命运——心即理，理就是天道，就是天理，人人都可以成圣人，可见心学对人性的解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这不仅对统治者没有半点谄媚，甚至有些许的威胁，这恐怕是阳明心学一直被诟病的主要原因。
有一篇文章叫做《我们培养了很多高学历的野蛮人》。究其根源，《传习录》里做了最好的注解：没有树立存养己心到纯为天理的思想，只把知识积累作为成圣人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知识越广私欲就越多，才智越高天理就越背蒙蔽。延伸到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则是分数代表成绩，证书代表能力，学历代表就业，而看似忽视了道德的构建，实则从政治角度讲，百姓是否有道德本不该是统治的必要条件。
没有在根源和本心上有致良知的理想，再加上，中国的传统文明是“无宗教而有道德”的文明，从儒家以来，就“子不语怪力乱神”，“敬而远之”，没有宗教的束缚，上无天、下无地。还有，当你认识到宗教是道德的应有约束时，这个思想本身就成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批判的对象——这实际上是宗教的道德约束和人心凝聚，具有可怕的可复制性——历来的农民起义，诸如陈胜吴广、黄巾军、以及太平天国，都惯用这一招。在这种条件下，知识的积累，无异于助纣为虐，增加了人类反道德的手段，只能让人更加偏离仁义。
为此，对于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造，心学另辟蹊径，提出修行要事上磨，也就是知和行的统一，不能单单以靠学习知识、领悟知识，或者格物来修行。事上磨最根本的道理在于行动。我们每个人都说过一句这样的话：等我如何如何了，我就如何如何。譬如，等我有钱了，就去旅游；等我有时间了，就锻炼身体；等我不忙了，我就开始读书。。。。如此种种，看着好似有目标有想法，知行合一告诉我们：没有行动，等于白想。事上磨告诉我们：最好的行动机会，就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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