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爷爷，便会想起他的背。
爷爷是一位裁缝，听父亲讲，爷爷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十几岁就出来学艺，一直从学徒、伙计做到了裁剪师傅，是典型的小手工业者，无产阶级。后来，他和奶奶两口子一起加入了合作社，当时又叫缝纫社，不久，爷爷便成了社里数一数二的技术骨干，专门负责门店的裁案，对外接待顾客。——爷爷在那个年代，应该也算是个名人吧，因为我生活的那时只有两三万人的小县城，像爷爷一样手艺好的师傅屈指可数，而且他做事的裁缝店是县城里唯一的一家，直到我能记事后的七十年代，都是只见他带着徒弟在那个门脸儿不大的临街铺子里忙碌，似乎社里只有他们两三个人。
我们小时候的外衣大多都是爷爷奶奶做。说“做”，其实不如用“改”更合适。我们年少时，加上姑姑的孩子，小兄妹有五、六个，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十多岁，爷爷奶奶经常是把大人穿小了的改成大孩子的，再把大孩子穿小了的改成小孩子的，所以，虽然那个年代物质相当匮乏，但我们几个孩子好像都没有为了穿衣而发过愁。
在记忆里，爷爷的腰背一直都没有直板板地挺起来过——他直起腰，也是中等身材——早先还好，年岁大了，更加佝偻得厉害，就像一把手拄的承重太多的拐杖。这应当也是一种职业病。因为在那个光线不太好的门店里，除了为顾客量尺寸，记尺码，开单子之外，爷爷大部分时间都是伏在一块两米见方的案上裁剪衣服，舒展腰身的功夫实在少的可怜。
我记得大约是在爷爷五十多岁的时候吧，有一天中午，我放学到他家——爷爷家和我家住里外院，离我上小学时的学校很近，只有二三百米远——见父亲正帮着一位穿军装的医生给爷爷按摩。爷爷坐在炕上，手抵着墙，后背正对着我。在医生的治疗暂停时，他已经扭曲成“s”形的脊柱正好遇上我好奇的眼光。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爷爷裸露的脊背，当时只是觉得有些特别，还在心里嘀咕怎么爷爷的背部就不同于我和父亲的；后来长大了些，才懂得那是辛劳所致，就像每个人身上都会留下的岁月的痕迹，但打在他身上的烙印却比普通人更深更重。时至今日，那条变形的脊柱还常常像拧好的麻花那样在我的眼前晃动，可不知为什么，那个特写镜头每每回放时，我只是觉得难忘，却似乎从来没有认为难看过。
我的印象里，爷爷的面容始终都是温和的。他那张北方人特点很明显的国字形脸上，极少见到愁闷，就算是偶然生气，也好像装出来的一样，就像该生气的时候不得不用面部表情来配合似的，一点都不会让人感到害怕。我小时候功课也不多，下午五点多就可以离开学校了，一放学，除了去学校办的小农场参加义务劳动，或者和同学们一起玩儿，会常去他做事的地方，而且多半会向爷爷要一毛钱到隔壁的小商店里买零食吃——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爷爷当年每个月的薪水只有三十几元钱，不仅要攒着给叔叔娶媳妇，还要接济住在乡下的小舅子一家六口人的生活。但即便如此，他也会豪不吝啬、毫不犹豫地掏给我。
夕阳的光影里，窗外的街道开始热闹起来。我坐在柜台前，一边听着街上传来的市井声，一边看着一块块色彩比较单一的、黑的蓝的灰的布料，在爷爷手里的画粉和剪刀下快速地变成衣服的形状，心里不知不觉就会涌上一种类似于观看艺术表演的感觉——虽然那时我还没真正弄明白什么是艺术表演。只见爷爷先把布料打个对折在案子上铺展开，然后用画粉靠着一米多长的直尺去勾勒，寥寥几下，就按照事先量好的尺寸，画出了顾客想要的样子，如同一幅简笔画一般；接着他就握着一尺来长的剪刀，从容地剪下去，无论直角还是圆弧，剪刀过处，应声而就，那把剪刀在他手里随心称手，就像活了一样。他的面前，不管是大块的，还是边边角角，那些布料全都有用，领子、袖口、裤腰、衣服口袋、兜盖儿等等，在剪刀下逐一成形，几乎剩不下什么来，很少有浪费。——我想，这也大概是人们肯找他做衣服的主要原因吧。埋头的间隙，爷爷的目光不时会抬起来扫向我，眼神里那份我孩童时还说不清的慈爱，让我浑身都会感到酥酥的，就像春雪在暖阳下融化的那种。——是啊，儿时的记忆里，那间坐南朝北的铺子虽不太明亮，但丝毫没有妨碍我们祖孙二人享受彼此带给对方的天伦！
爷爷是在他八十四岁那年的腊月去世的，距离奶奶离世已经有近二十年的时间。当时，我和父亲都守着他在一个屋里睡。爷爷先前得的是肺气肿，出院后医生建议静养，但他不多久就走了。他走的时候没有一点痛苦，十分安详，安详到我们都不知道他离开的准确时间。那天早晨，外面飘着星星点点的雪花，我们洗漱完了觉得有点不对——平时醒的很早的爷爷，依然静静地侧身睡着——去喊，不吱声，试试鼻息，已然没了呼吸。
给爷爷穿衣服的时候，我发现，他居然可以平躺着了，也就是说，他的背能够伸展，不再是拱起的了。听老辈人在旁边讲，人死了以后，全身骨节就会松弛，所以爷爷的背自然就直了。
愿我的爷爷能够一直这样直着腰背，轻轻松松地，在天堂里过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