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起父亲，就想起了老屋前那株伞盖了大半个院落的老槐树。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总是在八仙桌旁木椅上落座的父亲很威严，脸上很少有阳光灿烂的时候。
在我少时的印象中，父亲不是个粗犷的人，喜欢沉默的他不太和儿女们做主动的交流。就是我们喊他，父亲也只是淡淡的漫不经心的哼一声算是回应。可临到老了，偏瘫的父亲每见到回家来看他的儿女们总是先哭后笑，怪怪的样子让人看了心里不是滋味。
我小的时候，家里的日子很穷，熬过冬仨月到了春上，家里盛粮食用的几条口袋便瘪瘪的闹起了饥荒。尽管我的父母每天都起早摸黑的劳碌着，但从生产队挣回来的粮食根本喂不饱我们这群如狼似虎的儿女们。尽管日子过得窄巴，但我却从来没有看到父亲把一个愁字写在脸上。
生活贫苦，日月艰难。为改善一家人终年不见荤腥的生活，数九隆冬，父亲怀揣酒瓶手提鱼叉带着我去了村东的大运河——冰封的河面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料峭的北风卷着雪屑在宽阔的河床里游荡。扒开覆雪，将厚厚的冰层凿开尺余的窟窿，随着几口烧酒下肚，父亲匍匐在冰窟上定睛搜寻，发现目标了，一叉下去，一条尺余长的鲇鱼便被提出了冰面……待得凯旋而归时，父亲的棉裤棉袄早已成了冰坨铠甲，走起路来咔咔作响……
父亲年轻时，在京城一家裱糊作坊干过几年装裱字画的活计。余暇，他喜欢去天桥听书看戏。时日久了，肚子里便积攒下了不少的历史故事和野史传说。解放后，家里分了土地没人料理，父亲便辞掉城里的差事回了乡下。从五八年人民公社开始父亲就当生产队长，一干就是二十来年。
那时农村的耕作方式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群体性作战方式，社员们在上下午的劳动中各有一个间歇，妇女们称之歇活，男人们则叫抽袋烟儿。不论是拔苗施肥还是收割晾晒，每逢撩下手里的劳作工具休息，男女社员就会自动聚拢到父亲的周围听他讲古。一段故事亦或一篇鬼狐传奇把乡亲们说得神魂颠倒忘了疲劳解了乏。随后，父亲站起来拍打拍打屁股上的土屑，喊声：“干活了！”于是，那些还在为故事中的人物揪心扯肺的人们便各就各位地忙碌去了……
在我的记忆中，身板儿结实的父亲没见他有个头疼脑热的时候，也未见他吃过一粒药片儿。那时我曾想，身体硬朗的父亲一定和活了九十岁的爷爷那样长寿。
七七年仲春的一个周六，我从学校回到家，进得家门，看到父亲头朝里躺在炕上。我很诧异，爸声刚出口，父亲便呜咽开了……在我的所有记忆当中，从没有父亲流泪的画面，今天发生了什么变故呢？在我望向一旁坐着的二哥时，他悲戚地告诉我说：父亲中风了！
在病后的八年里，父亲的半身不遂又反复了两次。待第三次发病，父亲的身体便每况愈下了。
一个晚春的午后，我背起已然行走困难的父亲去院儿里晒太阳，就在我把父亲在沙发上放好那一刻，父亲用他浑浊的两眼看着我，重重地叹息道：“唉，我这算是完了！”我的心骤然一酸，强笑着安慰道：“爸，没事，前几次不都好了嘛。”他又说：“唉——！我自个儿的身子，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在我望向父亲日渐衰老的面颊和没有了昔日神采的眼睛时，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袭上心头，一汪酸楚的泪水顿时拥塞了我的眼眶：人总是会老的，谁都有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而我那健步如风力能扛山的父亲已是昨日的记忆了……
父亲是八四年的夏天故去的。走的时候没有多少痛苦，在渐渐的昏迷中走完了他七十一岁的人生旅程。
为使父亲能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遵照他的遗愿，我们兄弟冒着风险，夜里偷偷把父亲装殓后埋在了白杨挺拔的运河西岸。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了。父亲的音容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渐渐的模糊，但父亲那平凡的伟岸在我的脑海里却依然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