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 我初中一毕业，就扛上农具打算这辈子就守着在县城的家挣工分了。谁知那天，我又接到武安县“高等学府”高级中学的录取通知书。那时，国家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可我家的“瓜菜代”的岁月还没走完。母亲长年有病，弟弟读小学，只靠父亲一天仅有的三毛钱的工分收入维持全家生活。
我父母还是让我上学，稀里糊涂地入了学。早上总是一碗煮着南瓜片的高粱或玉米粥，两节课后，肚子就开始咕噜，只盼着放学的铃声，回到家下顿还是填不饱肚皮的饭。上学月余，我左思右想，决心退学挣工分，父母拗不过我，最后还是决心离开学校了。
退学的事儿，我告诉了我们的班主任张大周，他语重心长地讲，建设祖国需要文化，咱们全县一年才出80多名高中生，你可不能失掉深造的机会。冲着张老师的那片心意，我又勉强留了下来。
又过了两个多月，一位初中同学，在一家铁工厂当了合同工，他要我搭伴。我上学的心又动摇了。那天下午，上完自习课，我趁教室无人，收拾好我的课本和文具，这次不敢再见张老师，溜出校门，第二天就在铁工厂上了班。
此后，张老师每天派出同学，三五一伙，晚上到我家做我返校的工作。他们讲学校的事儿，讲课程进度，讲同学对我的友情。全班的同学都来过。最后，张老师领着四位和我关系最好的同学来看我。他们带着全班42位同学给我写的信，还带着一册崭新的《新华字典》送给我。字典的前页上附着张老师和全班同学的签名。最后落着一句话：“让我们一同走出母校。”这册字典是全班同学每人凑几分钱买来的。我含着泪告诉张老师，我一定回到您身边。
张老师还告诉我，学校已决定免收我的学费（每学期3.5元），每月再给3元助学金，另外张老师批准我每周抽两天可到地里出工，但必须把课赶上。
第二天我回到班上，张老师在全班说了欢迎我返校的话。他大概怕别的同学再有退学念头，像慈父般地对我们讲：“我们走到一个班，有了读书的机会，咱们都要努力学习，决不能让这个课堂走失一名同学。少一名同学，将来国家就可能少一根栋梁！”
后来，一场“文化大革命”来了，学校被迫停课闹革命。张老师虽没遭批斗，但列到“臭老九”的行列。我没有参加学校的派别，又告别了张老师，决定回家种田。张老师送出校门说：“没想到有今天，你到家也不能放松学习。”
40多年过去了，我没成为一根建设祖国的栋梁，命运安排我到煤矿当上工人，在井下扛过顶梁，不管怎样，对国家也有份贡献，那段学生生涯，虽然没得到什么文凭，但张老师为使我不辍学，献给学生的那份苦心以及他那种敬业精神，永远会鼓舞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