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来，父亲有一条最让我瞧不起：他不会骑车。他本来是最有条件学车的，可他终于没能学会。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自行车在我的家乡还十分稀罕，能够拥有的，一般是公职人员或集体单位。因为公社经常开会，有时还要四处参观，所以每个大队都购置一辆公车供干部骑用。父亲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也召开支委会做出决定，花155元买了一辆青岛产的“大金鹿”。我想，这个时候，父亲肯定是打算学车的。
然而，首先学车的不是他，是普通的社员群众。那天把车子买回村，男女老少纷纷前去观赏，光是那只铃铛上就不知有多少只手叠放在上面，都想把它捏响。光是捏铃还不过瘾，有人就想骑上去，要驾驭这种用钢铁与橡胶制成的新式交通工具。我父亲起初不答应，后来被缠磨烦了，说，学吧学吧，反正这车是集体的，人人有份儿。于是，“大金鹿”就被人推到了村东麦场里。
那个学车场面，我现在还记忆犹新。那简直是鹿落狼群——大群精壮汉子你争我抢，差点儿就把车子大卸八块。后来有人发现，这样谁也学不成，就用“抽草棒”的方式解决问题：弄来一些草茎，谁抽到最长的一根就学上几圈。这样一来，才有了秩序与效率。那天正好是满月之夜，从月亮出山到太阳出山，宋家沟二村有三十多位男社员学会了骑自行车。当然，大金鹿也脱皮掉毛，惨不忍睹。那两条车拐腿不知摔弯了多少次，没法转圈儿，社员们就拿镢头把它一次次撬直，接着再骑。
那年我十五岁，也想学车。但我年小力薄，无法与那些青壮年竞争；另外我也怕摔，因为我亲眼看见学车者有多人受伤，就一直站在麦场边上旁观。过了几天，我去三姨家玩，见她家的车子闲着，就壮着胆子学了起来。摔过几个跟头，学会之后，我从三姨家出发，去了一趟12里之外的临沂。回到家里，我讲了我的成就，问父亲学车了没有，父亲说：不急。
这时，全村想学车的人多已学会，大家都想利用自行车带来的高速度，去宋家沟之外的地方逛一逛，于是就找各种借口向我父亲申请用车。我父亲宣布，除了公事，除了给重病号拿药，谁也不准动用公车。
公事，主要是外出开会，开会最多的人当然是支部书记，可我父亲照旧安步当车。我多次问他，你怎么还不学车呀？父亲说：不急，不急。别人问他，他也是说：不急，不急。有一天他到公社开会，天黑了好久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来，说：唉，不学车不行了。原来，这天公社组织秋种大检查，与会人员要骑着自行车看好多现场。全公社52个大队，只有他和圈子村的书记老王不会骑车。我们公社地处丘陵，道路除了上坡就是下坡，一辆自行车很难负载两个人，他俩只好跟在后面步行。老王和老赵，都是老实人，人家看几个地方他们也看几个地方，不会偷懒，结果累了个半死。
父亲学车也是选在晚上。奇怪的是，他没让我去帮忙。更奇怪的是，他很快从麦场上回来，坐在桌子边一个劲地抽烟。我问他，会了没有。他说：太难学了，算了吧，反正我还有老王做伴。第二天，我在别人那里得知了父亲学车的经过：他推着自行车在麦场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不敢骑上去。在别人的再三鼓动下，终于准备迈腿，却连人带车猛地摔倒。这样的情况出现几次之后，他就中止学车行动，揉着摔痛的地方回家了。这时我才明白，父亲之所以磨磨蹭蹭迟迟不学，全因为他的怯懦。我劝父亲：人家会，咱就不能会？摔几下怕什么？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也劝，父亲却连连摇头，坚决不干。
那年，父亲只有三十五岁。此后，他再没学习骑车，无论开会还是赶集，都是依靠双脚，我们家乡把这叫“步撵儿”。大队的那辆公车，多由别的干部骑用。1973年，我到8里外的一个村子当代课教师，父亲拿出全部积蓄，也为我买了一辆“大金鹿”。这时我劝他再学，他还是摇头。
有一天，我从教书的村子去公社开会，中途遇见了父亲。他背着煎饼包，正晃动着微胖的身体在前面踽踽独行。我知道，他也要去参加公社的大会，就追上去，要驮着他一块儿走。父亲上了后座，因为身体较重，坐姿僵硬，让我的骑行非常艰难。我没好气地说：你看你，要是自己会骑车多好！他说：我就知道你不想带我，你走吧，我不坐了。说罢跳下车来，一个人继续“步撵儿”。我不再管他，自己骑上车子蹿到头里，一边走一边暗暗发誓：我这辈子，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决不做他那样的怯懦之人！
三十年下去，我一直牢记誓言，学这学那，从不懈怠。父亲呢，直到从大队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还是不会骑车。他不用出去开会了，偶尔赶集，依旧步行。我曾多次当面嘲笑他，他也不生气，只说：就是学不会了，还能怎么办？我说：怎么就学不会呢，你看我，不是学会了好多东西？过几年，我还准备学开车呢！
把这句大话撂下，我却一直没有实施。一方面，单位有公车，一般用不着自己开；另一方面，在我内心深处，其实是畏惧汽车的。想一想，那么一个大铁家伙跑得贼快，肯定不如自行车听话，万一出了事，可不是好玩的，就一年一年地拖，迟迟按兵不动。等到许多同事、朋友都学会开车，我也快到离岗年龄了，心想，再不学就晚了。加上老伴学车的积极性很高，在家里经常鼓动，于是在2008年的4月份，我俩一起去驾校报了名。
第一次学车是在下午。我打算像往常那样睡一会儿午觉，上床不久，突然有一个声音响在耳边：“你的死期到了。”我遽然惊醒，心慌意乱。我想：这是谁在对我说话呢？想来想去，不会有别人，只能是自己。那是我的心声，是我在下意识里害怕学车。我给自己打气：没事，人家能学，咱也能学。起床后，就和老伴去了。
到了驾校，教练板着脸吆三喝五，更让我忐忑不安。很快，我们被领到一条马路上操练，那里车来人往，险象环生。幸好那个下午我学会了启动车辆和拐弯儿，并没出事，可以活着回家。
随后，又学了两个半天。由于学员太多，我在暮春的骄阳下暴晒三四个小时，才能有一次上车练习的机会。把这情况说给一位朋友听，他自告奋勇道，我抽空陪你和嫂子单独练去。
第二天下午，朋友用自己的车把我俩拉到市郊一段公路上，让我俩轮流驾驶，他在副驾驶的位子随时指导。我虽然还有些紧张，但技术上长进很快，来来回回开了几十公里。老伴和我差不多，也把车开得越来越顺溜。
太阳西下，我把车子开到一个岔路口，朋友让我到另一条路上试试，我就执行了他的指令。那是一条通往山区的乡间公路，比刚才的路要窄一些。我有些担心，但还是躲过行人和车辆，前行了几公里。老伴这时提出，她要开一段，我就把车停下，与她交换了位子。
车子在老伴的驾驶下驶往山区。很快，前面出现一个大弯，接着就是上坡。前面一辆大货车正在喷着黑烟爬坡，把大半个路面挡住，我们的车子则以很快的速度冲向货车屁股。老伴慌了，说：怎么办？怎么办？朋友急忙去打方向盘，接着“怦”地一声，我们的车撞到路边的树上熄了火。
车死了，人还活着。他俩从前面下来，都安然无恙。我坐在车上没动，因为我觉出了右臂的异样：想把它抬起，却有大半截不听指挥。老伴问我怎么样，我说：我的胳膊断了。我猜测，我之所以断臂，是因为刚才坐在后座中间惊恐地看前面，在车与树相撞的一刹那，右臂猛地甩到了前座的边沿上。
朋友急忙打电话调来另一辆车，把我送回市里。路上，那大半条胳膊老往下掉，我只好用左手托着右肘。到了医院，拍片看看，右肱骨果然断成了两截。
办好住院手续，我的右臂已经肿得可与大腿媲美。挂了一夜吊瓶，第二天上午我被推进手术室。局部麻醉之后，刀声钻声，声声入耳。从手术室出来，我身上多了一条钢板和若干颗钉子。
在医院躺了两天，回想学车的前前后后，四句顺口溜念了出来：
臂伤赚得闲时光，
且把病房当禅房。
谁说九折乃成医？
一折便悟保身方。
各位看官，你看出我的悔意了吧？我懊悔自己孟浪，都一大把年纪了，还不懂如何保护自己，偏要学那充满危险的鸟车。这一下可好，不只撞断了自己的胳膊，还让那位朋友破财劳累，让众多亲友担惊受怕。
我进而想：这桩车祸，其实是提了个醒儿，让我和老伴趁早刹车。你想，如果顺顺利利拿了证，以后还不知会出什么事呢。我们两个老东西死不足惜，要是拉着闺女寄养在这里的两个孩子出了事，那还了得！我和老伴说到这种可能性，两张老脸都变得蜡黄。我们达成共识，接着就给驾校打电话，声明停止学车。
听说我出了事，父亲和弟弟妹妹急忙从二百里路外的老家赶来看望。父亲拄着拐棍，拖拉着患老年关节炎的双腿走进病房，问了我的伤情，说：伤好了还学车不？我说：不学了。父亲听后，放心地点了点头。
两周后出院，一年后再去剖开臂肉取走钢板，我至今再没动过学车的念头。应付公务，用单位的车子；平时办私事，或者打的，或者坐公交车。如果路不太远，就动用父母赠给我的“11号”——双腿。
如今，城里的小汽车越来越多，“步撵儿”的人越来越少。我居住的日照新市区地广人稀，经常有这种情况出现：马路上车轮滚滚，人行道上只有我踽踽独行。我有时想，一些同龄人尽管不会开车，但他们的孩子会，可以拉着他们跑来跑去。我女儿在国外，有车我也坐不上，我可能就这么一直走下去，直到老得走不动路，呆坐在家中等死。这个时候，心胸间就会有丝丝缕缕的落寞情绪冒出来，让我不爽。
当然，我也有一些排遣的办法。譬如说，多想想不开车的好处，节能减排过低碳生活啦；走路有利于健康啦，等等；譬如说，拿圣贤言论劝慰自己，不滞于物、不以物役啦，用平常心对待一切啦，等等。有一次我读《世界文学》杂志，得知一位法国当代作家平生从没拥有汽车，还公开声明说，他不需要用一辆小汽车来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我心中立即产生强烈共鸣，笑道：哈哈，我也不需要用小汽车证明我的存在！
不过，我排遣掉落寞情绪，平平静静地走在街上时，眼前还是经常出现我父亲的影子。他，正晃动着微胖的身体，在山路上独自“步撵儿”。
我想，他在前，我在后，爷儿俩并没有多少区别。
这就是宿命。难逃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