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冬天实在是太冷。我站在病房的窗前，看着对面世贸大厦顶端乱舞的雪花在半空中已变成冰冷的雨点，随着寒风打在窗上，滴落路面，城市湿漉漉的变得异常阴冷。病房尽管开着暖气，我还是冷，是心里阵阵在发冷。
二哥躺在病床上，尽管头发还是那样整齐地向后疏着，尽管脸上还带着微笑，尽管他对我说着遇事总说的那句“没得啥子事”的话，但显示白血病人特征的灰白色面容还是逼得我直想哭。都什么时候了，他还在安慰我们，他还是什么时候都在替别人着想。我难以置信这种病会落在他头上，一向宽以待人，豁达善良的二哥怎么就会得上这种病呢？
二哥从小对我就是一种骄傲。学习成绩门门优秀，年年都是三好生，小学四年级就是少先队的大队长了。我还记得那年他到县里开了优秀学生表彰会回来，在台上作了汇报后当场给全校师生表演了一个四川“莲花闹”节目，赢得了大家的喝彩。那唱词的前几句是：“东方发白，天刚亮，田野一片白头霜，钟声一串破雾响，山村春来早------”我想唱词里的“钟声”指的是学校上课的钟声吧，当时就是感到他唱得特别好听，所以我自今还记得那几句唱词。 家里几个孩子中他是老二，但在男孩子中他却是老大，因此家里许多事情在父母忙工作抽不出身时，都是由他来承担。记得外婆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去世的，那是1961年的初春，天气还很冷。父亲出差在外地一时不回来，才13岁的二哥就顶起来协助母亲安葬外婆的事情了。母亲拿不出请工人的钱，就是二哥领着他的几个同学在山坡上挖坑安葬了外婆，他还是个孩子呢！
当时生活非常困难，全家仅住一间草房。一天深夜，风雨交加，雷鸣电闪，朦胧中我被母亲的尖叫声惊醒，睁眼一看，从房梁垂下牵着电灯的电线竟然冒着蓝色的火苗直往上窜，眼看就要点着房顶的茅草。刹那间，我惊愕得不知所措。只见一个人影一跃而起，抄起一根棍子，朝电线猛砸过去，霎时一片漆黑。他又猛地推开房门，向风雨中冲去，当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返回屋内，对大家说：“我去关掉了电源。”母亲打开手电，我看清了全身雨水湿透的二哥。那一夜，那情景，我永世难忘。（这件事我曾在一篇文中错记成是父亲，后父亲说那是你二哥做的）
真正与二哥情感交融，患难相依还是在下乡插队的岁月，我们在一个生产队度过了整整三年时光。那时我们就十七、八岁，懵懵懂懂，知道什么呀？命运坎坷，前途渺茫，艰难的蹉跎岁月里，仅比我大一岁多的二哥就成了我的依靠。一个夏日里，我们翻过一座山坡，到十几里外的一个小煤窑背生活用煤。那时的我很瘦弱，骄阳似火，山崖小路难行，100多斤重的煤炭压在身上汗流不止，在爬山坡时我厥然中暑。山坡上没有遮阴的地方，二哥只好把我扶进茂密的包谷地里，安慰我躺下休息，他先背回去，再来接我。密密的包谷叶挡住了炙热的阳光，我才缓过气来，昏昏地在包谷地里躺了不知多久，终于听见二哥在叫我了。已经筋疲力尽的二哥舍不得丢掉我背在半坡上的煤炭，毅然背上那背篓，咬着牙上路。我无奈地看着他三步一停，五步一歇，慢慢地终于翻过了那陡峭的山坡。当回到知情屋，放下背篓后，他就在屋檐下坐了好久好久，他实在太累了。生活对他和我一样严酷，他却还要背负着照顾我的压力，但他从没抱怨过什么，总说着那句“没得啥子事”，既安慰着别人，也告慰着自己。
知青回城是当时震动社会，也是震动人们心灵的一件大事。作家梁晓声的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前不久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剧《北风那个吹》，对此都有近乎残酷的，惊心动魄的竞争描写。当公社给一个回城的招工名额叫我们兄弟两走一个时，二哥毫不犹豫地叫我走，只一句话说他身体比我好，在农村干没得啥子事。我们就这样平静地分手了，后来天南地北各在一方工作，但那份亲情，那份感动自今还在血管里流淌，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
后来我关注着他在八十年代初发表了小说《赶场路上》，后考上脱产的电大读书，又从工人到搞管理，后来走上一定的领导岗位-----他的一切总是牵着我的心，他总是有进步和成绩令我喜悦，他是我的骄傲从来没有变。 就在他生病住院一月余，前来探望他的人几乎每天络绎不断，除了亲朋好友，来探望最多的还是原单位的同事，有领导，也有一般员工，有早已退休的老人，也有上班不久的年轻人，这使医生护士和病友都很惊诧，一个已退休的老人，何以引来如此多人的关心？我心里很明白，那答案就是他的宽以待人，豁达善良，不仅仅是对我，而是对所有的人。
现在他面临着人生绝大的困境，死神黑色的翅膀就在他上方拍打，离死亡有多远，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知道。就是他那句历尽磨难都“没得啥子事”的健康心理，使主治医生在拿到化验单的第一时间里就决定告诉他得的是什么病。
我从他病房里拿回一本他看过的书，晚上翻开书，看到有已去世的作家史铁生说的话：“死亡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我想，那就是二哥说的—“没得啥子事”。于是我渐渐平静下来，推开玻窗，遥望着夜色的江面。这时，江北嘴福音堂祝福新年吉祥的钟声隔江传了过来，悠扬、悦耳的钟声在夜色里慢慢弥漫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