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与教会，在19世纪的法国，野心勃勃的青年发展的两个渠道。
赌盘上的红点黑点，名为“人生”的游戏。
而于连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红”与“黑”交替的年代。他曾经说：“像我这样一个可怜的乡下人，我，被判定永远地穿着这套愁苦的黑衣服!假如我早生二十年，我也会象他们一样穿着军服。在那时候，像我这样的人，不是被杀，便是在三十岁上做了将军。”他生不逢时，只能披上黑色的道袍。可在这个时代中，道袍也掩盖不住的是于连宁可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他明白，作为一名木匠的儿子，想要在这个社会向上爬就必须要学会迎合权贵。
于是，为了适应时代，于连违心的研究《圣经》，把拉丁文的《新约全书》背的滚瓜烂熟，甚至是在众人面前大骂他最崇敬的将军—拿破仑。富有想象的人往往很自负，而自负易致迷误，把意愿当作事实，比如他，就认为自己已是很练达的伪君子。他甚至狂妄到责备自己已做低服小之术，当作克敌制胜之道。凭借他的不懈努力顺利的被市长德·雷纳聘为家庭教师，同时为了报复他认为看不起他的市长，与女主人德·雷纳夫人成为恋人。“看呀!这个骄傲的女人，居然躺在我的脚下了!”当他看着爱上他的这个女人，心中却是报复权贵的快意。他刚借助德雷纳尔夫人被聘当上了仪仗队队员后不久，就引来上流社会的流言蜚语。最后遭市长政敌举报被迫离职，于连不得不离开前往他最厌恶的神学院。
多么可笑啊，一位资产阶级无神论者，却让自已违心的融入那个不属于他的环境，用苍天赋于他的才华制出了一个又一个“作战计划”，使出各种虚伪手段成为神学院院长最宠爱的弟子。他总是“心中抖地一动，冠冕堂皇的理由就纷至沓来”。随机通过院长进入德·拉莫尔府做秘书，这也代表着于连成功进入他梦寐以求的上流社会。社会地位底下的人想要跻身上流社会，无疑比登天还难。可于连做到了，他的不择手段，他的野心让他在一群贵族中游刃有余的前进着。
玛蒂尔德小姐，就是他成为贵族人士的最后一块敲门砖。他忽远忽近、若即若离的态度，使这位贵族小姐疯狂的爱上了他。当他得到伯爵的同意，可以迎娶玛蒂尔德时，一封来自远方的德·雷纳夫人的信犹如寒冬里的一盆凉水扑灭了他胜利的火焰。他懊恼极了，以至于不顾往日里的情分：将手中的枪指向了自己的旧情人!
野心家的幕布是由断头台落下的。故事从一个19岁的野心家对权力不断追寻到23岁犯下刑事案件的不可抗力的死亡落幕。我看到的，自始至终都只是一种无力的苍白。于连，是政治的牺牲者，红与黑，是轮盘上的人生赌博。
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说过“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这句话对于在狱中的于连来说，再合适不过。短短几瞬，一切都化作尘埃，仿佛他曾经热烈追求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他恍若大梦初醒，所有的沉浮升降荣辱兴衰似乎都可以忽略，却有了这一生都不曾有过的东西—自由。卢梭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于连获得了他的自由，在狱中这几天，他活的比以往更洒脱。司汤达告诉读者“我从地狱中来，到天堂去，正路过人间”，我想这应该就是于连的真实写照了吧。他告诉我：逆流而上的人才能获得成功。
是的，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都是这样。失败与成功只在一念之间，就在于你是否把握且坚持下去。人生的道路只走一次，也只有一次 ，没有回头路，也没有选择的机会，只有那些坚定执着，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懂得逆流而上的人才能获得成功。
很多时候，你我都是于连。
作者司汤达曾坚定的相信他的这部作品在50年后才会有读者，而读者，就是那些少数的真正为自己而幸福的人。我不禁思考：在幸福的标准是以社会和他人的承认为标准的时代，我是那个少数的，真正的，为了自己而幸福的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