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贠爱迪
妈妈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十五六岁就嫁到了我家。从十七岁生下大姐到四十岁生下我，在她长达二十几年有能力生育的时间里，共生下七个孩子，我是活下来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妈妈虽然不比那个年代其他妇女有那么频繁的生育能力，但生育还是耗尽了妈妈的精力。妈妈的苦难与那个时代有关，但与我的家庭也脱不了干系。
妈妈在世时，我多次想写妈妈，都因自己的水平不配写她而多次放弃。现在写下有关妈妈的文字，不是我的水平提高了，而是因为欠妈妈太多，心太痛、太沉重。
从我记事开始，妈妈就像一台飞速运转永不停歇的机器。那时还在生产队，大姐已经嫁了人，二姐还没有成为一名合格的劳动者，父亲不知道具体干什么去了，只有妈妈一个人挣工分，总是口粮不够，妈妈下了工还要带领二姐三姐去挖野菜。那时奶奶还健在，就是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做饭。妈妈喂饱我们并安顿睡下已是半夜，她才开始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或者打灯笼去几里之外“偷水”（那时常年缺水，妈妈没有时间等候在队伍里一勺一勺从泉眼舀水，只能选择半夜挑水），天亮上工之前还要推磨，细碎的脚步声响彻在我童年的梦乡里。
土地承包到户之后，情况好转了许多，父亲也经常出现在劳动现场，但妈妈依然像一台飞速运转永不停歇的机器。春天，有的人家用手扶拖拉机播种，也有的人家用牛驴拉犁耕种，我家什么也没有，就靠“二人抬杠”——妈妈拉犁父亲扶犁耕种。弯腰拼命向前拉犁的妈妈，酷似一头老牛，有时候裹了小脚的妈妈防不胜防一个趔趗，脾气暴躁的父亲就要臭骂一顿或者直接用肩上的“抬杠”将妈妈推到在垄沟里。不知道妈妈为什么就没有反抗，也没有眼泪，爬起来继续拉犁，比别人家的牛驴还好使。记忆里我最怕夏天的打麦场（因为正值暑假我也要参加劳动），我家没有任何脱粒器械，是纯人力劳动。麦子是一镰刀一镰刀割下来的，然后一律用绳子扎成大捆，再用两头尖尖的扁担插在两头挑回家，摊开在院子里暴晒到中午时，用一种叫连枷的农具靠拍打脱粒。父亲一般不参与这种劳动，他是要午睡的。妈妈率领我们几个“小将”头戴草帽面对面排成两行在太阳下挥汗如雨。本来是有节奏的“对打”，有时难免有人慢了一拍，难免搅成“一锅粥”，大家嘻嘻哈哈笑成一团，这时要是父亲被吵醒，挨骂是难免的，妈妈也难免要说“别笑了！”然后只剩“啪、啪、啪、啪”的连枷拍打麦子的声音，看似用力，其实大家都像泄了气的皮球。秋天更忙，地里所有的收获都要用筐挑回家，记忆里妈妈挑的竹筐是巨大的，虽然她身体敦实，但毕竟是裹过的小脚，所以挑着沉重的竹筐走起路来就像“踩高跷”，纯属扮演逗人发笑的小丑。冬天最闲，妈妈除了伺候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就是把人和牲畜攒了一年的粪便挑到地里，备作来年的肥料。一年四季扁担几乎不离开妈妈的肩膀，妈妈肩上的茧子比我脚底的还厚，所以妈妈个头矮小，我怀疑是被扁担压回去的，也或许压根就没有机会长高。
其实累对妈妈来说，并不算什么，困惑了她一生的主要是贫穷。我第一次报名上学，记得好像是一块钱左右的学费，我的家里就没有。妈妈带着我们姐妹几个漫山遍野挖蒲公英、甘草根等中草药换取学费。后来家里养了几只母鸡下蛋，算是有了经济来源，可是父亲掌管“财政大权”，在他的家庭开支里好像从来没有学费这一项，所以我们依然没有学费。为了我们的学费，妈妈不惜做起了“家贼”，她瞅准时机守在鸡窝边等鸡下蛋，然后小心翼翼地藏起来几枚，找机会偷偷带给邻居卖掉，攒下钱给我们姐妹几个当学费。父亲不属于游手好闲或者不务正业，但他至少不勤快，洁癖、挑食的程度有时让人不可思议，即使在缺粮断顿的时期，父亲一般不吃粗粮，而且吃饭必须要有一碟小菜，妈妈常常东拼西凑一些野菜或者韭菜之类腌制了，藏起来让父亲一个人吃。记得那时每年都有一段青黄不接的时期，偏偏又是父亲的生日将至，也借不到白面粉，妈妈一天几趟的往麦田地里跑，挑出熟饱的麦穗一穗穗剪下来，放锅里烘干，用手搓着脱了皮，再用两块巨大的石板磨成面粉，给父亲做面条吃。哥哥是家里的唯一男孩，他一般可以享受父亲的一切待遇，而我和姐姐，要吃到父亲碗里的白面面条，纯粹就是一种奢望。
到了九十年代，温饱问题完全解决了，妈妈也步入了花甲之年，按说可以安度晚年了，一对脾气暴躁的新婚哥嫂爆发了“马拉松战役”，最终以嫂子自杀未遂落下终身残疾而熄火。妈妈不但又成为“主力军”，还要抚养哥嫂的三个嗷嗷待哺的幼子。直到病逝前两个月，八十多岁的妈妈还在为一家人做一日三餐。
我无法释怀妈妈一生对父亲心安情愿的犹如对自己孩子般的疼爱，恰似无法释怀父亲心安理得地接受妈妈那份至少我不认为“健康”的爱。站在妈妈生命的终点，父亲以他们长达六十多年的婚姻为荣，以妈妈从没有挨过他的打为耀；儿女们也争先恐后地开始孝敬妈妈，病床上的妈妈看着大家，浅浅地笑着，静默了，似乎无怨无悔。那一刻，我忽然发现妈妈像受难的圣母一样庄严神圣，并定格成永恒！
本来妈妈都无怨无悔，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却还是禁不住写下了：因为妈妈，请允许我恨你（包括我自己），以叩问良心，诠释妈妈苦难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