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嫂，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心眼直，热心肠，与人相处以诚相待，有一说一，绝无隐藏，过日子也很有心计。这种情怀，伴随着她的一生，成为她人生中最为珍贵的人格品质，也照亮和温暖着他人。
三嫂成天风风火火做事。干活麻利，既有速度又有质量。每天从黎明到深夜，四处都有她的踪影。多亏她勤于照料，夯实的泥土地面、未曾粉刷的土墙、粗糙的自制木器，总是干干净净的，而保存衣服的旧箱子也总是散发出樟脑丸轻淡的芳香。母亲对三嫂的好学也是经常念叨，每当母亲制作一些有特色的菜肴时，三嫂总是停下手头的活，站到母亲跟前留心观察，很快就学的有模有样。
三嫂的父亲在公社供销社工作，让她时常接触到“城里人”。因此，我从小就觉得她和村子里的其她女人有些不一样，有一种超脱的气息。即使分家以后，在我的思想上和三嫂从没觉得是两家人，只是住进不同的房子而已。只要是有像样的饭菜，三嫂都要把母亲和我叫到她们家一起吃，我也从来没觉得不妥，跟在自己家一样。村子里的人夸：“九满命好，有个贤惠的嫂子！”是的，有这样的嫂子，是我们全家的福份。
我初中毕业后，考入省重点中学——南县一中。上学前，母亲因我的行李箱还没有着落而一筹莫展，三嫂知道后，便把她的嫁妆——从娘家带来的一口木箱给了我。在那个贫困的年月，大多数做嫂子的都把夫家人伸手要钱要物看成负担和讨厌的事，而三嫂却当作付出爱心的机遇。因为那口木箱是三嫂主动给我的，更让我看到三嫂的品格。以后许多年，我都记得三嫂对我的情谊。
我的高中，吃住都在学校，光生活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们家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日子更加艰难了，每月为了筹措那十元、八元的生活费，让我的母亲很是为难。实在没有办法，母亲便提出由我那几个成了家的兄长们一起来承担我上学的费用。当母亲把她的想法说出来时，老实巴交的三哥坐在床沿上一言不发，不停地抽烟，而三嫂却十分爽快地答应母亲的安排，从此，三嫂三哥义无反顾地支持我上学。
那年夏天，我圆了我的大学梦。随后，我告别了亲人和朋友，也告别了三嫂，走过村头，跨过那条伴我成长的藕池河，在省城长沙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
我的前程似乎变得明媚起来了，但生活依旧艰难。
那年冬天，三嫂看到我还穿着秋天的衣裳，便将他父亲唯一的遗物———件半新的棉衣给了我。穿上这件棉衣，暖温的感觉，瞬间把我包裹得严严实实。
一九八八年，我终于告别了我的大学，南下广州。我的母亲也终于结束了农村对城市的支援，但这时的母亲，因为年龄和长期操劳的缘故，已经老态龙钟，走路也要借助拐杖了。
那时候，时常有亲戚朋友来探望母亲。客人进屋，三嫂给客人倒上茶水之后，便一头扎进菜园、厨房……谁都不用帮忙，就她一个人忙活，母亲想帮着干点活，三嫂不让，还说：“你和某某去说说话，饭好了，我叫你们。”母亲听了，心里既温暖又甜蜜。在客人与母亲的谈笑声中，炒好的菜端上了餐桌，浓浓的香气在屋子里弥漫开来。
去年十一月，我的母亲突然发病，我知道情况后，匆匆往老家赶……
回到家，看到皱纹深陷、青筋爆起的母亲，我一阵心酸，脆倒在母亲的床前，“妈！”憔悴不堪的母亲听到我的声音，便挣扎着坐起来，微微发烧的手掌，朝我伸来。我赶紧握住，母亲握着我的手梗意着说：“崽啊，你总算回来了，娘以为再已见不到你了。”随后，母子俩瞬间哭成了泪人。
在我和母亲说话的间隙，三嫂麻利地为母亲洗好了尿壶，放在母亲垂手可拿的地方。我迅速扫了一眼母亲的卧室，蚊帐顶上绷着的白色塑料薄膜显然不久前刚刚洗过；陈旧斑驳的墙壁，也被三嫂用拆开的旧挂历重新裱过；就是母亲床头柜上摆放着的各式各样的药瓶子，同样被三嫂收拾得整整齐齐；由于时常打扫，房间里没有一点中西药与病人身上混杂的异常气味。
在那难熬的三十多个日日夜夜里，一日三餐，从母亲身上的衣服到卧室床铺，三嫂每天都为母亲整理好，什么都替母亲想周到，给母亲翻身，用毛巾给母亲擦身，端屎倒尿，对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嫂子浓浓的孝心。有三嫂体贴入微的护理，母亲的精神渐渐地好了，心情开朗了，病情也逐渐好转，慢慢地能够走路了。每每谈及此事，母亲总会激动地说：“多亏了三媳妇，没有她的精心照顾，我这病咋好得这么快！”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里分明透着骄傲，神色里流露出万分的满意。
小时候，我总以为三嫂没有文化，但是，经过岁月的洗礼，我终于明白：三嫂只是没有文凭。因为，她一生的为人处世就是她的文化，宽厚善良也是她的文化。一个以自己的慈爱与善良，能感动激励着他人半个多世纪的人，必定是一位品行高洁、充满大爱之人！我想，又有几个有文凭的人能做得到三嫂这样呢！
